益普索Ipsos | 民营企业应对逆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与对策思考

益普索中国消费科技研究院院长周啓群详细解读了周期性的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周期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GDP与内外循环的关系以及民营企业在逆全球化周期中的生存与发展。

以下文章摘自由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编著的《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报告(2020)》,作者益普索中国消费科技研究院院长周啓群。本篇文章详细解读了周期性的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周期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GDP与内外循环的关系以及民营企业在逆全球化周期中的生存与发展。

 

01  周期性的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谈逆全球化,首先要了解全球化是怎么来的,以及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中我们感受最深刻的和受益最多的有哪些。

 

实际上全球化的趋势是逐渐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经历了跨国化、局部全球化和全球化这样几个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后冷战的这七十余年中,全人类几乎同步经历了上述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里,人们总的经历是经济不断上升,看到的是比本国/本区域更大的市场机会、更广泛的技术共享、更多元的文化交融。在一个总体乐观的、积极的国际环境里,虽然人类也经历了几次由地缘政治等因素引起的危机,但总体来讲人们还是更多地看到希望,有两代甚至三代人在这个周期中普遍受益。

 

但是,全球化周期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唯一周期。相反,全球化是周而复始、螺旋上升的人类历史与文明的迭代过程,更是不同的区域承载了不同发达程度经济体之间、不同历史路径的文化体之间,相互交锋、互动作用结果。人们在最近的全球化周期中,经历了人类从工业文明向信息化文明的转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的同步休整与复苏,也同步裹挟着工业文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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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周期里呈现了两个维度的矛盾,一个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另一个是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矛盾。前一个矛盾更多地与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呈显性,而后一个矛盾则不仅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在发达国家内部使得社会分工机制、财富分配原则等内在机理产生异化。由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作用,所以其内部的异化不仅在自身产生影响,更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国际秩序产生隐性的但是强大的影响力。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与发达国家接近的时候,各种作用力交织在一起使全球化进程发生了改变。因此,当逆全球化周期到来的时候,人们会感到措手不及并无所适从。殊不知,危机早已埋下,并且危机推动着规则改变,也孕育着从全球化2.0向全球化3.0的转换。

 

发达经济体会带动全球经济的增长,但在这种带动下全球经济增长接近发达经济体的时候,逆全球化的周期就开始了。根据Bob Swarup博士的理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全人类经历了从初始全球化到全球化再到逆全球化的两个循环,而当下人们正处在2010年开始的、两个世纪以来的第二个逆全球化周期。与1913-1950年的上一个逆全球化周期相比,相似之处在于全球贸易增速都远低于全球GDP增速,所不同的是在当今周期里,全球GDP增速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这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还是第一次,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落后于全球总的经济增长,说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速快且体量大,具体说就是之前的金砖五国,而现在的中国则一马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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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s of globalization and deglobalization over the last two centuries. Illustration: Maddison, World Bank, Max Roser, CPB Netherlands, Camdor Global)

 

图中所示逆全球化周期还有一个细节没有展现,即“全球贸易从2015年1月达到峰值以来到2016年5月,下降了3.4%。其原因不是商品价格下跌,而是贸易政策的变化。2015年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2014年增长了50%,其中80%来自二十国集团成员。”(Bob Swarup)

 

但研究这个周期的意义,不在于预测逆全球化的周期还将延续多久,而在于了解哪些因素会带领我们尽快走进下一个全球化周期,即在应对如何躲过“逆全球化2.0”周期时,更要面向未来“全球化3.0”做准备,因为这是竞争淘汰的终极衡量。中国需要有这个担当,中国的民营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在无可逃遁的空前压力下也体现出一份历史使命担当。

 

02  逆全球化周期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在上述分析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点,即全球化周期的平均年限,远长于逆全球化周期的年限。从某种意义上看,似乎可以把逆全球化理解为是一种生产力与分配原则的重新匹配,这种匹配是为下一个全球化周期做准备。这是我们看待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视角。正如文化学者马未都所说,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事件,从来都不是文明的,甚至是残酷的,是这些事件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要看清逆全球化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影响,我们需要从宏观层面结合各企业各自视角,逐一分析全球化的每个组成因素,找出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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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全球化包括技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人道主义全球化。这里主要说一下技术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

 

技术全球化呈现了两个特点:第一,当信息文明在技术层面发展到移动互联和智能物联时代,就更需要也更便利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协作;第二,全球化引导了全球产业大分工。中国很大部分的民营企业都是这种全球协作、全球分工直接或者间接的受益者。

 

既然是协作分工,就有利益分配的问题。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虽然也是在企业之间产生的,但更体现在国家之间。而全球化过程的自然属性里,带有收益的不确定性,即无法预知国家损益,强国和弱国都可能从全球化中受益或吃亏。相对于弱国来讲,强国更不愿意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当强国在通过对全球化中各个环节掌控努力之后,仍然不能锁定收益,则通常就会利用缺少全球化的法治道义、民族主义的滋生与国际追对抗等方法进行制衡。当今的情况正是这样,中国在全球化中崛起,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速快,加之以巨大的体量,进一步增加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强国在国际化中的收益不确定性,并进给对方而带来恐惧感,因而产生了通过非全球法治道义的和民族主义的手段与新型经济体(具体说是中国)相抗衡的局面。这些抗衡的作用力很大比重落在了民营企业身上。由于这种作用力的强度远远超越了中国民营企业所参与的经济活动的应有范畴,再加之国内市场正经历高增长期后的调整,更有突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因此企业难以承受综合打击而举步维艰。

 

所有对过去的国际秩序的留恋都是无望的,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无论逆全球化周期还有多长,新的秩序必然重建。与以往不同的,中国企业(包括中国民营企业)在新的秩序中,必将是重要的参与者。

 

03  GDP总量定义外循环,人均GDP定义内循环

 

从前面Bob Swarup理论的图示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即一国GDP总量在全球GDP的占比决定了其国际关系。中国GDP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相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对于中国产生了反作用力的挤压态势,当然,在西方经济体内部,出于自身利益的不同诉求,对中国的限制挤压程度也有所不同,这一点在“逆全球化2.0”后期对于中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人均GDP的增长,进一步展现了内部消费的需求张力。在这样一挤一张的背景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所有企业需要迅速做出相应的调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增长速度下降,中国2020年GDP增长仍然保持在2.3%。2021年1月下旬,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宣布,经初步核算,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59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至此,202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大关的同时,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而实际上,根据麦迪森按照1990年美元定义的国际元标准,早在2015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跨越了11000国际元。纵观当代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高速增长并且迈过人均GDP11000国际元的门槛后,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能否站上70%就变得非常关键,目前世界上的其他经济体,在他们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后,能否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实现第三产业对GDP70%~80%的贡献率并且保持稳定,变得异常关键。例如美国、日本、德国都稳稳站在70%以上,而一些曾经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衰落的拉美国家,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始终在30~40%之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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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中国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50%,但是举例70%~80%的理想结构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个目标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计划安排,也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通过所有企业于市场互动形成的。这其实是内循环中最大的机遇所在。

 

04  民营企业在逆全球化周期中的生存与发展

 

客观地讲,当前的逆全球化周期还没有到达“至暗时刻”。针对近年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愈加严峻的国际营商环境,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先生就有“2021年中国存在三大发展窗口期”的论断,即“疫情防控、错峰发展的窗口期”,“大选之后美国新政府调整政策的窗口期”,和“政策措施主导的窗口期”。

 

企业家需要审时度势,在逆全球化进程中抓住窗口期的机遇。一方面抓住国际交流协作中可以继续坚持下去的部分,另一方面抓住国内市场的新机遇,让内外两个循环联动起来。

 

(一)持续国际协作的因素

1.全球市场从新冠肺炎疫情下复苏的需求

尽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打击严重,2020年我国经济仍实现正增长,除了经济增长的惯性和结构性转变等自身的内在原因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国的疫情防控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但从结果和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之后几次疫情的小范围反复中中国也快速控制住了局面,避免了扩散,并使经济社会生活基本恢复到正常状态,垂范全球,同时也产生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生产的物资和产品的倚重。这种需求虽然有着暂时性,但是客观上加强了全球贸易对中国的关联度,毛振华先生将此称为“错峰窗口”。全球范围的医学专家对疫情影响结束时间的预判基本在2021年底甚至更晚,中国从疫情下复苏的进程优势还将保持一段时间。

 

2.全球金融的需求

与上述相关的,2020年末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涨幅较疫情期的低点均上涨超过30%,国际金融市场投向中国股票市场的资金仍在增加。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2020年的全球金融杠杆又创新高。实际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于过度货币化和过度的金融创新,但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办法还是靠杠杆,并且是全球化的。美国、日本等国及欧盟利用其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特权,施行“超常规”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因此而长期泛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债务加剧恶化,怎样处理巨额债务在疫情之后将会是全球的巨大难题。面对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国的稳定与相对较强的应对能力,将会对国际金融做出有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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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发展的需求

2021年1月13日,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布题为《大国竞争: 人工智能、中国和全球对数字主权的追求》的报告,报告谈及了在不确定性的大国竞争中,由于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塑造的国际关系。

 

尽管由于西方发达经济体出于对自身利益保护的考虑,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在先进技术方面对中国一直有所顾忌并进行限制,但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间的技术合作一直在继续并且保持着惯性,科学家、学者之间从学术角度在某种程度上讲比企业更具有全球情怀和思维。而在行业技术应用层面,从互联网时代开始,到今天的5G、人工智能、云和大数据等为主要架构的技术体系,地缘界限越来越难以阻挡科技的共享。

 

在逆全球化周期里,技术的推广受到更多人为因素限制甚至是被割裂,但是技术本身在同步发展,在这样的逻辑下有机会催生新型的全球化模式。

 

以上几个方面或明或暗地保持着全球协作的继续,甚至在未来有得以深化的可能。

 

(二)国内市场的关键机遇

1.技术的创新

技术的创新是中国最渴望的,但也是相对薄弱的,很多技术在逆全球化的情况下越来越受制于人。2016年3月,由从事软硬件关键技术研究、应用和服务的单位发起建立了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信创产业由此全面推开。信创产业链基本构成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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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创产业和大的科技创新领域里,民营企业的创新充满活力,也充满希望。对于科技创新,民营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感知更敏锐、更直接,通过民营企业进行国际交流与协作更加灵活,同时在对接市场、切换技术赛道、汇聚资本、吸纳人才等方面的动作也更加敏捷。因此,在技术创新上民营企业是国家队的好伙伴和国家创新新势力的必要补充。目前在人工智能、5G通信、应用级芯片、医疗健康、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经看到民营企业都展现出很强的活力。

 

2.市场的创新

(1)结构性市场机遇:养老和大健康

据联合国统计,到21世纪中期,中国超过 60 岁的人口将近 5 亿,超过美国人口总数。中国即使稳定住1.2的生育率(每位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2个孩子),到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为49岁,而美国是42岁;2050年中国将达到56岁以上。

 

健康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健康产业规划中最重要的第一项指标人均寿命要继续增加,2030年从77.3岁到79岁,一系列和疾病相关的指标要继续下降,因此2030年的健康产业发展规模预计是16万亿。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先生认为,企业需要沿着后中美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的大趋势走。疫情使得大家更加重视健康,要跟随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拥抱科技、数据和健康,拥抱长寿时代的到来。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主方向,就是数据时代和长寿时代。

 

元明资本创始人田源先生认为,生物医药行业将有四大发展趋势:市场规模会超越以前的发展速度快速增长;生物医药行业会进入创新驱动型增长阶段;产业由创新、运营模式和国家政策几方面推动实现升级;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加强。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世界级的医药企业。

 

随着时间推移,在内循环体系中养老和大健康领域势必出现更大风口。

 

(2)新消费和渠道数字化转型

经过移动互联和电商时代,消费市场已经进入新消费时期,零售渠道正经历数字化转型。

多点创始人张文中先生认为,实体零售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流通产业崛起的必由之路。实体零售数字化使商场、供应链、供应商等资源实现优化并重复利用,从而降低成本。同时,在对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就业问题。实体零售的数字化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创新创业环境,保护中小流通企业的发展,让他们能够充分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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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于新型消费者

经济发展造就了文化发展的新机遇,文化发展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后消费升级的同时,消费者的心智诉求也在发生变化。在当今的时间点,两个维度产生交汇带来新一代消费者的特性:一个维度是文化的维度,即经济发展消费带来的文化映射,另一个维度,是经济与技术的维度,即智能互联的技术环境与逆全球化在新消费的映射。

 

消费者伴随经济成长全过程,通常会呈现比较典型的几个阶段性表现:第一阶段是以满足物质需求为主;第二阶段是在物质满足后的个性追求;第三阶段是在经济高度繁荣后,消费者开始追溯自己的文化本源,其核心驱动来自于内在文化属性。我们的消费者现在处在第三个阶段,因此市场上出现“文化热”“国潮热”也就不足为怪。但是作为企业,需要认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意义的消费潮流。普通的消费潮流会很快过去,其浅表商机所带来的只是快钱,既不能形成商业模式,也没有生命力。

 

今天的“文化热”“国潮热”呈现出新一代消费者,基于对中国文化本源追溯的过程中的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思考,这与前面几代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想要满足新一代消费者的心智需求,企业就需要挖掘市场潜力空间,以更加深入和彻底的消费洞察,来理解消费市场的在心智层面的机构性转变,从而在企业侧做出及时改变,抓住新的市场趋势。有理由相信,这种文化驱动的新消费趋势将影响不止一代人,因此对市场的影响既深且长。

 

05  结语

 

2021年注定是充满不确定性和充满挑战的一年,对全球如此,对中国如此,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更是如此。2021——2023年,后新冠肺炎时期与“逆全球化2.0”的进程将深度交汇,会有越来越多前所未有甚至超乎人们想象的事件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唯有认清全球大的变局,既不充塞耳目、小富即安,也不怨天尤人、悲观绝望,而是通过比以往更加全面和透彻的洞察与理解,把握机遇,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使命担当,站上时代变局的风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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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b Swarup. Globalization is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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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1年,挑战与责任并行[R].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21-02.